启发俱乐部第29期 | 能力如何增长?

启发俱乐部,每周有进步。我是罗振宇。

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华贸中心北广场的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直播。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90位观众,感谢你们下了班,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。这是第29场。按照传统,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。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,今天的编号是2984到3060号。

很多人问我,得到用户有什么共同特征?一言以蔽之:“上进”啊。所以,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增长自己的能力?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无聊,因为有一堆看起来很正确的答案在等着我们:靠勤学苦练,靠高人指路,靠见多识广,靠长期积累,靠市场竞争。但是不好意思,这些方法不总是管用。

1.为什么万科超过25%利润的项目不做?

我举两个例子: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一个北京的旅游景点。我们就感慨,几十年过去了,这门口一条街的旅游用品商店的水平,一点都看不到变化,还是那么乱糟糟,商品也还是那些种类,经营水平上,除了用上了电子支付,好像也还是那样。你不能说这些小老板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勤学苦练、没有高人指点、没有市场竞争,为什么能力不提高,这是为啥?

再举一个例子。做企业的人都知道,市场环境的潮起潮落,也并不一定带来企业能力的增长。市场形势好了,东西好卖了,结果就是全体躺倒。因为躺倒就能挣钱,为什么要提高能力呢?市场形势不好了,就更是慌不择路,甚至是踏破底线地去自救,这好像更不是提高能力的时候。过去几十年,我们看到大量的房地产公司就是这样的:市场一好,撑死一片,宏观调控一来,又饿死一片。所以你看见没有?遇到问题,就解决问题,环境变化,就跟着变化,并不一定能够积累能力。

有的企业家是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。比如,万科的王石,早年就提出来,高于25%利润的项目不做。小米的雷军也说过,小米的硬件净利润永远不会超过5%,如果超过,就以合理的方式返还给用户。华为的利润是8%,不到很多大厂的一半。即便如此,任正非仍然表示:“华为赚的钱太多了。”

那你说,有钱不赚,他们是傻吗?当然不是。这些企业家心里清楚,如果任由市场的波动来拉扯自己的内部系统,能力是积累不起来的。

但是,如果只是划定利润的天花板,毕竟是一个很被动的方法。如果我们要的是能力积累,那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?这个问题,我们一辈子都可以追问。而最近,我就得到了其中一个答案。

你懂我的风格,一个问题的启发,往往来自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。对,这次又是一本书,一本讲中国历史的书,北京大学的赵冬梅老师的《法度与人心》。这本书,我们得到电子书库里有。

法度与人心

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新作,用深切的同理心和共情力解读历史。

顺便说一个我自己挑书的方法:如果一本书,它的雄心是要讲透一个领域,篇幅也不是很大,作者还是一个著名学者,那通常就值得看。因为要在不大的篇幅中讲透一个领域,必须要创建一个新的解释模型,而著名学者创建一个解释模型,他必然爱惜羽毛,必然是真有独到之见。

顺便推荐一本书,最近我在看的,许纪霖老师的《脉动中国》,也是用这么薄薄的一册书要讲透中国文化,其中有非常多的洞见。许纪霖老师为得到用户提供了一点签名版,数量不多,欲购从速。

回到赵冬梅老师的这本书,就是这样:薄薄一册,就要把中国历史的演化讲清楚,不给你来个高屋建瓴是不行的。

看中国历史有很多种看法。往细节看,全是故事。比如《明朝那些事》,好看,忠臣良将,乱臣贼子,看得人血脉偾张。那往大处看,看到的是什么呢?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就真好,其实就是两个东西:法度和人心。

你想嘛,什么财富、权势、恩仇都会烟消云散,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会成白骨一堆。而法度和人心,也就是制度成果和文明共识,这是唯二真正可以积累起来的历史成就。

在我们这代人这里,制度成果和文明共识这两件事,其实是被严重忽略的。为啥?因为近代以来,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坐标,来看自己。一方面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,什么制度成果,就是要打翻啊,什么文明共识,就是要抛弃啊,打倒孔家店,五四运动的时候甚至提出来连汉字也要废掉。另一方面要在中国历史里面找西方式的成就。找来找去,还是英国人李约瑟帮我们定义出了一个“四大发明”。但是,除了造纸术是确定的成就,其他三项好像也都有点争议。

但是,只要跳出来一看,中国文明的延续性,本身就是巨大成就。

2.瑞典为什么没能成为人口大国?

我喜欢看一个公众号“李子旸”。李子旸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说过:有一个中国学者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。期间,正好中国成功发射了一枚先进的火箭。这位中国学者不免当众有些洋洋得意。一位瑞典学者见状,有些气不忿,出言讽刺说:如果瑞典有中国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口,早就把几百人送上月球并来回跑了。

这位中国学者一时语塞无言以对。其实,一句话就可以噎住这位瑞典人:组成和保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,这恰恰是你们瑞典人永远也做不到的最大成就。对啊,瑞典历史上也曾经是欧洲强国,比如那个著名的查理十二世,号称小拿破仑啊。但不要说整合全欧洲,就连整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么个小地方,瑞典人也做不到。中国却能把整个东亚大陆和数以亿计的人口整合为一个坚强的整体,并长期延续。你不觉得这恰恰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吗?

当然了,低估中国人的历史成就,这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也有关系。中国古人对待历史的主流态度都是“反思”。历朝历代的士大夫,都在收集和研究朝代覆灭的经验教训。以至于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,可以表扬的不多,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,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,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只识弯弓射大雕。汉唐宋明清,都是三四百年的统一帝国,这个成就,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。但是,在我们的认知中,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150年,宋朝南渡之后的150年,都可以大笔一挥,不算数,因为那是失败。为啥?因为士大夫的自我角色认知都是医生,满眼都是病。但是你能说一个活了几百岁的老人最后死了,就是失败?

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,“社会性知识”和“技术性知识”哪个重要?

至少对于中国历史来说,社会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。怎么把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整合成一个整体,还有如此强的文明连续性?这是也是一项真正的“高科技”。如何整合、维系和扩展人类的合作秩序,中国成就斐然、知识丰富。

3.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“皇帝”?

中国人最早就干了一件事,我们整出个皇帝。你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,皇帝制度好像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制度。咱们倒回到春秋战国那个历史当中看,你就会发现,这是唯一的最优解。

秦始皇是公元前210年统一中国的。此前战乱了多少年?从春秋时代开始,差不多500多年。打到最后,真的是天怒人怨,再也受不了了。到了战国时候,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,这样是下去是不行的,解决方案也有共识。这就是梁惠王问孟子的那句话:“天下恶乎定?”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?孟子说:“定于一。”大一统得了,搞出一个皇帝就没事了。

你就想象一个场景。假设有一百个人在森林里面迷了路,什么时候能出得去不知道,带的资源有有限,如果大家凑成各种小集团互相抢,那肯定是一大串互相攻杀的悲剧。所以,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,干脆有个头吧。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这个头儿,所有的资源也都交给他分配,那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悲惨。所谓“宁为太平犬,不为乱世人”,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共识。

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,交给一个什么样的人?当年的梁惠王就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,“孰能一之?”谁能统一呢?孟子讲了一个最低标准: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”不爱杀人就行。你看,这个标准多低?

但是,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,还是跌破了这个标准,是个爱杀人的虎狼之秦。

过去的2200年间,中国人一直都在对暴秦问题进行反思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——这个解决方案定下来之后,就涌现出来了一系列问题。都说“问题比答案重要”。对,基本架构一定,问题就涌了出来。这不是一件坏事。从长期来看,只要是在这个架构中,问题就差不多,就可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试错,就可以开始建设性地积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了。

《法度和人心》这本书里,就介绍了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的一个洞察: “窃尝以为理乱兴衰,不相因者也。典章经制,实相因者也。”

什么意思?就是说,“治乱兴衰”这种事,唐朝有唐朝的故事,宋朝有宋朝的遭遇,彼此独立,互不相干。但是,“典章经制”这些制度建设,那是一层层地建设出来的能力,朝代与朝代之间,永远是“继承”大于“断裂”。

为什么呢?因为面对的问题,各个朝代是差不多的啊。

比如官僚的选任,开国之初通常会“急于人才”;四十年之后则难免“员多缺少”、一位难求;再和平发展四十年,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。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(后妃、外戚、宦官等)的处置问题,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,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,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,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,等等。

你可能会觉得奇怪,为什么只有中国会有这些问题?对,这就是关键。因为中国历史发展,在一开始,把架构定了下来,从这个架构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,后人才有机会去沿着这些稳定出现的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。2000多年的历史,才能是一个解决方案越来越成熟,治理能力不断积累的过程。

问题清单不变,能力积累发生。

4.慈禧太后的弟弟为什么默默无闻?

第一个问题,怎么约束皇帝本身?

皇帝是个人,是人就有缺陷,他又是整个体制的唯一重心,那这个人是不是个混蛋,就太重要了。

怎么办?就是拿一些非常细的绳一圈圈地捆哪。捆着捆着,皇帝就被捆得跟一颗粽子似的了。

我自己读书,就有很多这样的惊讶时刻。小的时候,听评书看戏,皇帝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家伙,动不动讲把人推出午门斩首,权力完全不受制约。

但是后来读书多了就知道,不是这样的。比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就讲了一个皇帝罢工的故事。皇帝无非是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太子,大臣们不干,结果皇帝就和外朝的大臣赌气,几十年不上朝。

在《法度与人心》这本书里,还讲了一个宋代的例子:宋太祖某日退朝之后,闷闷不乐,独自坐了半天不说话。等他脸色和缓的时候,旁边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,宋太祖说:你以为皇帝是好当的吗?顺着性子处置了一件事情,结果发现错了。想起来真是不舒服!

再比如,我读高阳的《慈禧全传》,就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到清朝的时候,已经严密到什么程度,皇帝的政治操作空间,其实是非常小的,不大可能任性胡来。

李子旸老师说,古人找到了比在朝堂上和皇帝吵架更根本性的限制皇权的办法,就是不让皇帝手里有太多钱,也就是实行消极的、量入为出的财政税收政策。皇帝手里没钱,自然也就不能滥用权力了。

朱元璋规定,明朝的税收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,新垦荒地“永不起科”。往后200多年,他的子孙基本都执行了这一条,农业税没涨,商业税也收得少。所以,明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缺钱。

到了清朝,康熙也规定,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,此后“滋生人丁、永不加赋”。乾隆时,有大臣上书说:以后连土地丈量这种事都不要做了,就算是百姓自愿申报,也不要听。国家的钱已经够花了。如果再有“言利之臣”说什么多收税,希望皇帝“永斥浮言”,这才是四海苍生之福。乾隆基本采纳了这个建议,把康熙的“永不加赋”给彻底落实了。皇帝没有钱,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没有。当然,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就是国家能力不行。

你看,所谓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,中国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啊。

第二个问题,怎么约束皇帝权力的衍生权力?

权力既然那么集中到皇帝身上,那么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他们离权力核心那么近,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祸患。最典型的就是宦官和外戚。

这两个问题,基本上到了宋代,都有了彻底的解决方案。你可能会说,明代不还是有刘瑾、魏忠贤这样的大宦官吗?那不一样。刘瑾和魏忠贤,都只是皇权的绝对附庸。你去看历史上的细节。皇上只要翻脸,要拿下他们,刘瑾和魏忠贤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。那真是深宫中传出二指宽的条子,就可以要他们的命。这和汉代、唐代的宦官动不动就能废立皇帝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到了清代,慈禧的太监总管安德海,因为不守规矩,擅自出京,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之后就杀了。

外戚问题稍微复杂一点,皇帝和皇后之间,毕竟是亲密关系。但是,在中国历史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优化进程。

比如汉代的时候,后族是非常强大的。舅舅对皇帝的影响极大,可以废立皇帝,甚至可以谋朝篡位。比如霍光、王莽。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,也不得不考虑皇后背后的家族势力。

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。他从小就喜欢阴丽华,喊出“娶妻当娶阴丽华”。但是阴丽华不是一开始就被立为皇后的。刘秀娶了阴丽华以后,就去河北打仗,在那里娶了郭圣通。然后,立郭圣通为皇后,立郭的儿子为皇太子。这个时候,阴丽华还只是一个贵人。七年后,刘秀忽然下诏,高调表白阴丽华:我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,就娶了阴丽华……我认为她有母仪天下的德行,应当立为皇后,可是她坚决推辞,不肯承当,甘愿侧身于妃妾之列,我欣赏她的谦让。然后,他就废了郭圣通,改立阴丽华为皇后,立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,继承了皇位,这就是汉明帝。

刘秀这么爱阴丽华,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她立为皇后,而要娶郭圣通呢?因为郭家在河北势力很大,娶了郭圣通就得到了河北。娘家还附赠他十万大军,帮他打下江山。那为什么后来刘秀全然不顾郭圣通的感受,对阴丽华高调示爱呢?因为这个时候河北稳定了,郭家势力已经没那么重要了。

但到了宋朝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宋代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,至于皇后家族,虽然仍然是功臣之后,但是不重要了。

比如,宋仁宗时期,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。郭皇后,脾气火暴,曾经失手打过仁宗一巴掌。年轻的皇帝涨红了脸,指着自己脸上的巴掌印说:你看,她打我!而宰相吕夷简本来就对皇后有意见,乐得顺水推舟,支持废后。当然,士大夫中的谏官御史是强烈反对的,包括范仲淹,他们集体抗议,摆出了死磕的姿态。最终,在宰相的强力支持下,皇帝关闭了批评通道,郭后被废。

这件事虽然闹得很大,但是你注意到没有?在整个废后过程中,郭皇后的母家及其母家所属的开国勋贵集团,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。没声音是因为没实力。

《法度与人心》这本书里讲,皇后分东汉模式和北宋模式。在宋式权力结构之下,外戚撤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,让朝廷国家更多地呈现出公共性质。废后这样的事情,如果发生在东汉式的权力结构之下,皇帝是必须要跟各大家族的代表商量的。比如,唐高宗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,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一干关陇贵族坚决反对,因为王皇后有着关陇集团的高贵血统。但是打耳光的事情既然发生在宋朝,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权力结构之下,皇帝就不需要理睬外戚,而是要跟宰相商量。

到了明朝,皇后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,对政局更是没有影响力。有一出著名的京剧,叫《二进宫》讲的是,老皇上死了,皇后的父亲就要谋朝篡位,这纯粹是胡编。但是也说明,中国人对于皇后家族的警惕。到了清代,连慈禧太后那么大权独揽,但是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兄弟参政。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慈禧太后还有一位叫桂祥的兄弟。

第三,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。

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,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。

唐代以前,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,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,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。秦汉实行郡县制,西汉置州,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,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。东汉以降,地方行政遂为州、郡、县三级制。隋文帝“罢郡,以州统县”,重归两级制。唐中期,迫于边防压力,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,又为三级制。无论三级还是两级,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,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“完整制”。

到了宋代,在分级控制之外,又出现了“分权制衡”的新思路,在州以上的“路”级实行“分离制”。北宋的“路”大致设有四种机构,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,互不统属,分别对上负责——转运使司掌财政,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,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,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,转运、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。

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摸索过程。从汉到唐,一直在三级管理还是两级管理上找方案,直到宋代,才开了一个脑洞,把地方上的权力分开,一下子就彻底解决了问题。

5.蒋介石是怎么忽悠李宗仁的?

第四,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。

有了皇帝这个基础架构,又要解决一个很麻烦的问题,就是如何用皇帝领导的文官政府来控制军人。

皇帝是什么?是文官系统的首领,理论上他应该对军人有控制权,但是皇位传几代之后可能变成糟老头子掌权,小孩掌权,养在深宫中、长在妇人之手的文弱书生掌权,没带过军队,在军队中没有威望。这样的皇帝怎么能够管住军队,是一个最核心、最头疼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熟悉古罗马历史就知道,古罗马这个问题就死活解决不了。最多的时候,罗马帝国同时有100多个皇帝,100多支军军阀各自选出自己的皇帝,全部是军人。

但中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今天只看一个侧面。这又是我在李子旸的文章里看到的一个洞见。

李宗仁被蒋介石耍过一次。那是在1948年,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。蒋介石是总统,李宗仁是副总统。典礼之前,李宗仁问蒋介石,出席典礼穿什么服装合适。蒋介石说,穿军装。李宗仁也没多想,就穿军装出席了。

到了典礼上才发现,蒋介石没穿军装,穿的是长袍马褂。俩人站到一起,怎么看李宗仁都像是蒋介石的副官侍从。显然这是蒋介石故意玩儿的小花招。李宗仁气坏了,多年后写回忆录还忍不住大骂。

看这张照片,确实有领导和下级、一主一仆的感觉。这件事的政治意义,时过境迁,已经无所谓。有意思的是: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,穿便装的是领导,穿军装的反而是侍从?

要知道,其他国家可不是这样的。在欧洲各国,国王正式肖像中的服装,出席最正式场合所穿的服装,恰恰是军装。

随便看几张欧洲大国国王的肖像和照片。

拿破仑的这张画像最著名——一个军人。

看到了吧。在欧洲,军装才是国王——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正装。这和中国可是大相径庭。

中国皇帝中,也有带兵打仗御驾亲征的马上皇帝,即使如此,皇帝的正式形象,都不是军人。皇帝的正装——龙袍,是文人式的宽袍大袖。

这些皇帝是地地道道的军官,但流传下来的画像却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.观念截然不同。中国的政治观念,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——文治。落实到政治制度上就是,在很早的时候,中国就建立起了文官政府。以文制武,重文轻武,这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。

因为有了皇帝制度,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试过,军人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。没有这个选项。皇帝可以是拥有武力的军人起家,但是,如果他不脱下军装,成为文官政府的领导人,他就不是皇帝。

文治,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已经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之事。其实,如果跳出习惯性思维想一想,就会意识到,文治国家,是多么的不寻常。

用武力治国,其实很容易理解。服么?不服就弄死你。从动物世界到人类文明早期,当然都是这种“制度”——否则还能怎么办?西方的国王和皇帝穿军装,其实就是这层意思在现代政治中的反映。

而要想实现“文治”,这就需要高得多的治理水平。

文治的根本出发点,一定不是单方面的武力掠夺,而是制度本身的魅力。说白了,接受我的统治,比不接受,你的处境要好。文治政府,必须能够协调、管理和增进被统治者的利益。

这样说话,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为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涂脂抹粉。你想象一个场景就好了:如果你生在一个中国古代乡村的普通人家,你是愿意,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秩序,到处是强盗,或者是个别强人家族独霸一方,还是远在京城的皇帝给你派来一个县官?这个县官来了之后,你当然要交税,但是他也主持诉讼、他也搞一些公共工程、他也劝勉农桑、他也赈灾、他也管地方上的治安,他要是干得不好或者贪赃枉法,背后还有一套规矩能管他。他还办教育,你家如果有人考取秀才之后,还可以进一步进京赶考,一旦中了进士可以光宗耀祖。你要哪个?

所以,你想象一个景象:一个文弱书生带着一颗印,就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上任当县官。当地士绅对他的期待,至少是一开始的期待是,父母官上任可以造福一方。在人类历史上横向看看,这是一个多么奇葩的场景。

文官政治的本质,是用高水平治理来换取服从。

这也是中国历史大漩涡越转越大的根本原因。曾经的蛮夷之地,接受中原统治、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,虽然不免伴有武力和战争,但终极原因在于,来自中原的文明统治让蛮夷地方变得更好。接受这种统治,比抗拒要好。

我们再来捋一下这个逻辑。因为要安定,所以中国一开始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,皇帝。而这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又要解决。比如,带兵的军头,就容易对皇权产生威胁,所以必须用文官政府,用重文轻武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而文官政府就必须是用高水平治理换来服从。而高水平治理的要求又倒逼中国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必须是福利国家。

所谓“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”嘛。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核心,并不在于某种特定的福利水平,而在于国家对民众的生活是否有救助和帮扶的责任,是否是“无限责任政府”。所以,要说中国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,这不奇怪。当然福利水平很低,但是它的基本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政府兜底这个基础逻辑上的。而西方什么时候搞出福利国家的概念?太晚了。

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逻辑链条。

6.科举制是进步还是倒退?

我们还必须看到,从皇帝制度这个基础架构开始,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,有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解决了,但还有些问题解决了,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。比如科举制度问题。

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,小圈子的门阀士族制度非常坏,看看魏晋南北朝就知道了,一帮贵族子弟,吃饱喝足什么都不会干,还把持权力,所以科举制度,把政权的大门打开,让普通人也有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。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,科举具有全民色彩。一定年龄段之内,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。考得上的当官,考不上的当老师,其余在农闲时节教村子里的孩子识字。整个社会的识字率一下子就提高了,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被打开了,儒家的思想观念、行为方式被广阔地域上的广大人群所接受,在文化上巩固了中国的统一。所以说,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。

从宏观上看确实如此。可是《法度与人心》这本书里,也提醒我们注意事情的反面,科举制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,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什么问题?官僚系统的道德问题。

在科举制度之前,用的是什么制度?察举制。就是现在的官员推荐新的官员,这当然导致官僚的来源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,但是这也有好处啊,就是熟人之间放心啊。

你就想我们今天,最好的保姆录用方式,不还是朋友之间互相推荐吗?这个阿姨在我家干过,不错,我当然就更放心用啊。公司招聘,内推有重奖,这重要的人才发掘方式。

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是“小圈子政府”,熟人官场。每一个人的家世渊源、家族风范,以及个人的脾气秉性,彼此知根知底。在这样的官场里,道德约束的力量很强大。祖先荣光、家族门楣、熟人朋友的评价,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。

我在这本书了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,东晋初年,刚刚南渡,高门士族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太原王氏的王述家里很穷,就自告奋勇出来当了个县令。上任之后大肆收受贿赂,改善生活条件,被上级纪检部门查出来一千三百多条问题。

宰相王导就派人跟他说:以你这么高贵的出身,还怕没钱吗?如今屈尊管理一个小县,实在是不合适啊。

王述回答说:“足自当止。”等我拿够了,就不贪了。

当时人都不信。可是后来,王述做了多任地方长官,都无比廉洁,还把俸禄分发给亲朋故旧,自己家的房子家具再也没有换,都还是当县令时用收受贿赂的钱置办的。

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“小圈子政府”的熟人社会当中。列祖列宗在前,子孙后代在后,家族是要延续的,来路可知,去处分明,所以要对自己有节制,要给彼此留面子。

但科举制实行以后,就带来了两个后果:

第一,你爸爸是谁,不重要。科举考试,不论家族门第,全凭卷面定终身。这样就为官场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鲜血液。但换个角度看,这种新鲜血液其实就是“陌生人”。“小圈子政府”变成“开放式政府”,官场从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,道德约束就消失了。

第二,人品不重要。考试能够考出来的,只有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,考不了道德。没准分数越高的人越不择手段,我们今天有个词叫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所以,科举制虽然解决了人才问题,但是也带来了道德问题。这就需要发展出新的能力来解决。

这个方面,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想的办法就多了去了。从考核制度、晋升制度、监察制度,从思想教育到严刑峻法,想了无数的办法,最终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,确实摸索出了一大套经验。

举个很小的例子,北宋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兴建学校,从地方州县学一直到首都的太学。然后,学籍与考试资格挂钩,所有考生在官学学满一定期限,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学籍与户籍挂钩,所有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的官学学习。这些规定是干嘛的?重建熟人社会,用师生、同门、乡土的力量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。

在基础架构上,遇到问题解决问题,出现新的问题,再持续解决。这个一个永久的过程。但是千万别觉得,这个过程因为永无止境,就是永无成就。恰恰相反,这就是能力积累的过程。

我说了这么多,不是想给中国的皇帝制度涂脂抹粉。我其实是想说,我们有没有可能站远一点,以更宏大的时间视角再来看中国历史,你能清晰地看到某些能力的正增长。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基础架构上解决问题,有些成就是惊人的。

比如说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,这是举世罕见的现象,在2020年疫情期间,这变成了一项清晰可见的能力优势。再比如,中国人的互相认同问题。这是也是在几千年间,点点滴滴地建成的。

7.司马迁发明了时间?

举一个《法度与人心》里的例子。

赵冬梅老师说,司马迁最大的贡献,不是写出了一部史书,而是统一了中国的时间。这是汉朝跟秦朝相比,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。

这就要说到汉朝当时面临的情况了。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,汉帝国已经完成了空间上的统一,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全部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。但是,在这个版图内,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,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。用现在考古学的说法,叫“漫天星斗”。秦之所以灭亡,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只完成了暴力上的统一,却忽略了和东方六国之间的这种差异。

所以,到了汉武帝时期就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整合不同地区、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记忆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本质上做的就是这个文化整合工作。

那司马迁是怎么做的呢?在《史记》里,司马迁整合各种传说,给我们中国人构建了一套祖先谱系,这就是《五帝本纪》。第一是轩辕黄帝,第二是帝颛顼高阳,第三是帝喾高辛,第四是帝尧,第五是帝舜。五帝下来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了。司马迁说,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,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”,都是同姓同族,只是国号不同。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,繁衍生息,发展成为各个族群。

别看后来大家打得不可开交,实际上,被视为戎狄的秦国、有蛮夷之称的楚国,甚至当时跟西汉不停交战的匈奴,都是黄帝子孙,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比如,春秋五霸越国。司马迁说,越国的王族是大禹的后代。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庶子,被分封到会稽(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),祀奉看守大禹的祭庙。他的后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。既然咱们两千年前是一家,所以,汉武帝灭掉越国也就有了合法性。

你看,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,司马迁就把汉帝国疆域内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“改造”成了一个源远流长、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,从而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。我们中华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,大而不散,就是因为这个雪球是有核的。这个核就是我们的祖先谱系。

所以,司马迁说得对不对不重要,大家都认才重要。

后来,少数民族征服了中原地区,也要跟轩辕黄帝攀个亲戚。比如,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慕容氏,就说他是黄帝嫡孙的后代;建立辽国的契丹族,自称是炎帝的后代。每个朝代的皇帝还都喜欢到黄帝陵,也就是今天陕西的黄陵县去祭拜。跟轩辕黄帝他老人家汇报一下:“我的位置是从您这里接过来的。所以,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们都应该服从我的统治,听我的命令。”直到今天,我们还说,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,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明。

你看,这是不是一种很独特的能力?

这个地方,顺带澄清一个误解。西方有一个概念,叫“帝国”(empire),就是“帝国主义”那个帝国。我小时候就奇怪,打到帝国主义,那不见得有皇帝啊,怎么叫帝国呢?

后来才知道,那是西方政治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,所谓帝国,就是把一大群文化不同、制度不同的民族用军事征服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权力结构,有中心,有边缘。历史上的罗马帝国,大英帝国就是这样的。

但是,我们中国第一代搞翻译的人太草率了,把“中华帝国”翻译成了empire,这其实是有问题的,也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误会。有一次,我跟一个西方人讨论问题。我就说,中国人爱好和平,不爱搞对外扩张。他就说,不爱扩张,这么大的中国是怎么来的?中国是个帝国啊。你看,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他们要是有机会采访一下中国古代的皇帝,他们会明白,从汉代起,帝制中国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彻底转化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。对于没有在文化上归化中华的那些边陲地区,皇帝的心态非常复杂,那是一种不能不管,但管了又怕湿手沾了干面粉,甩都甩不脱的矛盾心态。

两种“帝国”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中国这么大,还能有这么强的向心力,这是一种能力,一种用几千年时间堆积出来的能力。

我们的文明流淌到今天,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历史关头,就是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民族。我们这一代人脑中的地图经常是这样的,1840-1949年能不能别跟我提?今天一个条约,明天一个条约,没有一件高兴事。咱们就说1949年之后,咱们不断地在向上建设,能够看到一个向上的曲线。所以,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观往往是断裂的。但是,到了2020年之后,我们可能是要回头看看,就是中华民族的能力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,她的能力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。

今天的“启发俱乐部”,聊了这么多历史。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来聊历史的,而是要回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:能力是如何增长的?

我突然有一点明悟。能力增长,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。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初始架构,这个架构不提供答案,但它提供了一组永恒的问题,同时屏蔽了那些不指向能力积累的解决方案。

8.华为花了40亿,买到了什么?

我举个例子。比如有这么一家企业,一开始产品不错,获得了第一桶金,市场反响也不错。那么请问,他们下面该做什么?如果任由数据和市场引导,那么当然要做的就是营销,把一个好产品拼命卖好。那反过来假设,增长停滞,挣不到钱了,那么请问他们下面该做什么?答案其实是一样的,如果任由数据和市场引导,那只能是变着法子营销,原来不敢做的事也敢做了,甚至没有底线的事也可以做了,或者就把这个事放弃了。

那么请问,研发什么时候做?能力增长什么时候做?

你看,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,最本能的反应都是要对外界环境应变,而不是对内积累能力。

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,只要是“应变”,而不是“能力积累”,不管它原来的能力是什么样的,最后的悲剧命运就几乎是注定的。这样的故事,我们在赌场、在股市、在投资市场,都曾经反复看到。

我有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,今天开一个微信公众号,想了一个定位,做了几天,数据不好,想想是不是换个主题做呢?数据要是再不好,那是不是就发发广告算了?要是广告也接不着,就想着要不要换个平台呢?这个过程,符合这个时代所有的商业逻辑,什么“小步快跑快速迭代”,什么“跟着数据前进”。

这时候旁边会穿过来一些声音,说什么不能没有情怀,没有理想,不能机会主义,不能没有定力。听着都对,但是这已经是近乎道德批判了,没有什么价值。

那症结在哪里?不是不努力,不是没有能力,而是因为没有架构。没有架构,就缺了两样东西,第一,没有持续解决的一组问题。第二,缺了什么事情绝对不做的问题清单。

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,华为当年还不是很大的时候,1998年,就花了一笔巨款,40亿人民币,请IBM给华为做咨询,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。这个故事,过去被我们理解为后进学先进的故事,就是个学习态度好。

但是最近我因为有机会采访华为的几个高管,我也是突然明白了:华为拿到的,不是一大堆指导自己前进的知识,(实际上,IBM和华为不是一个行业,而且这个行业变化那么大,IBM也无法知道华为怎么做),而是一个架构。

主要就是三个词,IPD;LTC;ITR。这三个词内涵非常丰富,最简单地说:

IPD:怎么研发更多更好的产品?

LTC:怎么卖得更多?

ITR:怎么挣到更多钱?

这是用严格的流程保证的三股道儿,各自演进。你马上就能明白,这样的流程下,华为不可能变成一个不重视研发的公司,也不可能是一家管理能力滑坡的公司。那种日子一好过,就大手大脚,就躺倒睡觉的毛病马上就好了。这就是架构的力量。

再比如仅仅研发,华为也有一个基础架构:每年销售收入的10%-15%拿来做研发,其中再有10%用来做基础研究,这其中再有10%用来资助数学家和基础学科研究。这个比例是定下来的。

听到这儿你就理解了,华为为什么能那么有远见,在世界各地养了那么多数学家,能那么早就开启“备胎计划”,研发自己的鸿蒙系统,以应对美国的封锁?这不是靠什么企业家的雄图大略,而是研发的基础架构,就赋予了它能力增长的路径。

架构清晰,就是把待解决的问题先定下来,然后坚定地去解决。而不是随着环境发生变化,去想应变之策。

请注意,架构不同于底线和价值观。底线和价值观只是保证,不作恶,但是解决不了能力积累的问题。

还记得开场的时候我讲的那条旅游景点门口的商业街吗?它之所以几十年没有什么提高,就是因为分散的小贩,任由市场波动的冲击,没有一个积累能力的架构。而如果这是一家有架构能力的商业运营公司呢?结果会截然不同。

虽然我们都出不起40亿的咨询费,但是华为这一套经验,还是值得所有今天的企业深思。如果你也把自己的企业清晰地分成这互不干扰的三件事,怎么持续研发产品?怎么持续地提高销售?怎么持续地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?那么所有的市场波动,都只能导致你用不同的方式积累自己能力,不是随波逐流。

企业不是市场波动中的“应激反应者”,不是大森林中方生方死的小昆虫,不能只根据环境变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企业的存在只有一个使命:利用环境的一切变化,来累积自己的能力。

我把最近受到的这个启发跟周边的朋友讲,有人就说了:就这?我早就知道啊。干事不就是这么干吗?

算我后知后觉吧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,为什么我后知后觉?

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流动的世界里。

如果我是一个做手机的企业,我天生就必然要接受一个“架构”。比如手机有有摄像头,这一定是一个专门研发的部门。其中又分硬件和软件。性能又分成多少种。这都是天然要接受的架构。你想要手机性能越来越好,只能分兵把口按照这些架构指明的路径艰难前进。

而如果是一家生活在流动世界的公司,比如做软件的、做内容的、做服务的,架构问题就来了。因为到处都是可见的解决方案,到处都有人向你兜售各种“一招鲜吃遍天”。抖一个有效的机灵,当然比做各种看不到直接效果的能力积累,要快乐得多。

就拿我自己举例子,怎么让“启发俱乐部”办得更好?我是干脆一周多讲几场;还是多做点营销,在抖音上开个号卖票;还是我自己认真写稿子,把演讲现场的质量提高,你觉得哪个最有效?我凭良心讲,这三招排排序,好好写稿子可能是最不重要的,因为最难又最不见效。而架构就决定了那些事有专门的部门去想,罗胖你别的不用想,你就好好写稿子,这就把我的精力约束住了。

我有一些搞自媒体的朋友,这些年,干一个微信公众号,找了一定位开写;写了一个月,数据不好,是不是换个领域再干干?再写,数据还是不好,要不带个货吧,挣点钱,要不给人发点广告;后来,这个新平台又崛起了,要不到新平台上试试?你不能说他不努力,也不能说他不在刻意练习,背后有无数高人指路,他的行为方式也似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主张的一系列做事的方法,比如说,小步快跑、快速迭代,跟着数据走、不要跟着感觉走。但是怎样,最后能力积累不起来,说白了没有架构。

架构清晰,就是把要解决的问题先定下来,然后形成一张你自己持续去解决的问题清单,能力才能积累,这就是过去一周我自己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启发。

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、一个国家,他不能以昆虫的方式生活。昆虫就是环境怎样变,我就跟着怎样变,反正我能力提高不了,基因是几千万年前定下来的,我只需要对环境应变就可以。我们人类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,我们是有机会改变我们内在的架构,去积累我们的能力。

9.怎么摆脱职场PUA?

举个例子,经常有人谈到一种职场困扰:我有一个不喜欢的老板,怎么办?

这是一个外界环境,那怎么办呢?应变吗?那么你就会在“不为五斗米折腰,跟他干”和“退一步海阔天空,忍了吧”之间反复徘徊。

那怎么办?有你的架构啊。你来这家公司,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,这里是一个塑造你自己能力的环境,仅此而已。一个老板,不管好坏,他在你的架构里只是给你暂时配戏的演员,你演好对手戏就好,全公司、乃至全社会都是观众和评委,你不可能为他活。

反过来,你知道职场PUA,为什么能有效吗?陈海贤老师给了我一个洞察。

他说,人的大脑有一种本能,就是归因,凡事都要找个原因,然后根据找出来的这个原因来解决问题。那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不好,你很痛苦。你就在内心归因了,我的痛苦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。那解决方案就来了,我讨好他,让他对我好,我不就不痛苦了吗?OK,PUA的核心逻辑,打压你,然后偶尔对你好一点,这套组合拳就能控制你。

那解法呢?很简单,你有自己的人生架构就好。你知道他对你好不好,和你自己的能力增长与否,快乐与否,其实没有关系。你有自己的架构,我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快乐,我得有很好的家庭,我得有很好的亲密关系、亲子关系,我能学习,我有社会上的朋友,我在经营自己的人脉,我在习得自己的技能。你只要有自己的架构,这个归因就不成立,谁欺负你都不可能成为职场PUA,就这么简单。

10.一个人怎么搭建自己的“架构”?

我见过很多非常聪明的人,因为天天在找机会,天天在应变,就陷入了被整个社会PUA的处境。反过来,我们设想一下,如果他有一个坚定的架构:

1.有计划地学习新知识。可以是每天固定时间学习,也可以是每年换一个学习方向,不管有用没用。

2.有固定输出的习惯。比如开一个微信公众号,或者在我们得到的知识城邦每天发一条你学到的知识。不管粉丝涨不涨,有用还是没用。

3.定期向比自己厉害的人请教,不管有用没用。

4.复盘自己执行的每一个任务,搞清楚为什么成为什么败,不管任务是大还是小。

仅此几条,你想也想得到,几年之后,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

各位你们品一品,如果我跟一个年轻人这么说话,是不是很讨厌?架构是一个特别让人讨厌的东西,因为它毫无理由,它就搁在这,你即使退三步看这个玩意儿确切地能提高我的能力,但是一旦你让它放在你生命中,你仍然觉得这是一根刺,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,这是一个老生常谈,这是一个不解决我眼下问题的解决方案,但所有的能力它好像只能这样成长。

气氛都哄到这儿了,如果你还要问我,读书一定有用吗?交往厉害的人一定有用吗?sorry,你就权当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说。

好,这就是本期启发俱乐部。

如果你听了今天的内容觉得有启发,欢迎到咱们得到App的知识城邦 #我有一个启发 这个话题下,分享你的故事、发表你的看法。如果你的启发启发到了我,我会邀请你来下一场启发俱乐部做客。

下周三晚上,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,得到北京学习中心,向你汇报我未来一周受到的启发。下周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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